郭祥正《春日独酌》“桃无十日花，人无百岁身”全诗赏析
时间:2016-12-23
春日独酌
郭祥正
桃花不解饮，向我如情亲。
迎风更低昂，狂杀对酒人。
桃无十日花，人无百岁身。
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
赏析
这是其中第一首。“桃花不解饮，”从中点明“独酌”，同时写了桃花的“迎风低昂”、“向我情亲”，传出桃花神态。“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表现了对美好春光的爱惜。
《春日独酌》是北宋诗人郭祥正写的组诗，这是其中第一首。郭祥正早年即得梅尧臣赏识，梅尧臣说他“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并写作《采石月》一诗赠他。他的这两首诗就很像李白。李白《月下独酌》中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此诗一开头使说“桃花不解饮，”与李白的构思基本相同，从中也点明“独酌”。但它更写了桃花的“迎风低昂”、“向我情亲”，传出桃花神态。李白《对酒》诗中有“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意亦与此相似。下接“桃无”二句，亦李白“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之意，而古朴自然，近似乐府。“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和李白写的《春日独酌》中“长醉歌芳菲”的意思相似，其中也表现了对美好春光的爱惜。
这首诗如题所示，写的是“春日独酌”。春天是“可爱”的季节，而“独酌”则容易变得孤单、凄清，这是一个矛盾。这是他的时代、生活的曲折反映。他留恋地感叹“春光一何急”（组诗第十首中诗句），但只能用“醉倒落花畔”来“不负花上春”，这又是一个矛盾，这也是他的时代、生活与思想的反映。作者生活在北宋的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元祐（1086-1094）时期，他赞成王安石“新政”，并且亲自参与过章惇“开梅山”的工作。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称赞。但在当时，在“熙宁派”与“元祐派”两派之间，他却很难自处。由于支持王安石，他被王安石的反对者百般诬蔑，从宋人笔记中看，有人说他阿谀王安石，而王安石“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也有人造出苏轼讥嘲他的话。由此推论，他当时所受到的排挤、轻蔑是很多的。但在元丰（1078-1085）末年章惇执政之时，他反被下狱，直到1086年（元祐元年）才放归（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可能是由于他也曾“刺新法之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而也不为章惇一派所喜。因此，他以“浊酒浇我肠，免使新愁入”（第十首），便是可以理解的。诗中形象是春日的“霁景”，是无限爱惜春光的人。其人其诗，“豪迈纵横。颇有不肯跼缩沟犹之态”（清人朱珪《青山集序》）。这种豪放不羁，与消极避世者不同。
郭祥正在当时，不仅得到梅尧臣的赏识，也受到王安石、苏轼的推重。王安石在南京钟山时邀他前往“卧看山”，“伴我闲”，把他的诗写在自家屏风上。苏轼被贬谪惠州及自惠州放归时，郭祥正两次给他寄诗，苏轼也写有和诗；苏轼还在郭家壁上醉画竹石。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尊重，是很感人的。但一些小人因党争而造作流言蜚语；而后来修《宋史》的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人，也不能深辨是非，说他在两派间“忽离忽合”，视他为“小人”，使郭祥正被诬了九百多年。
郭祥正
桃花不解饮，向我如情亲。
迎风更低昂，狂杀对酒人。
桃无十日花，人无百岁身。
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
赏析
这是其中第一首。“桃花不解饮，”从中点明“独酌”，同时写了桃花的“迎风低昂”、“向我情亲”，传出桃花神态。“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表现了对美好春光的爱惜。
《春日独酌》是北宋诗人郭祥正写的组诗，这是其中第一首。郭祥正早年即得梅尧臣赏识，梅尧臣说他“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并写作《采石月》一诗赠他。他的这两首诗就很像李白。李白《月下独酌》中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此诗一开头使说“桃花不解饮，”与李白的构思基本相同，从中也点明“独酌”。但它更写了桃花的“迎风低昂”、“向我情亲”，传出桃花神态。李白《对酒》诗中有“桃李如旧识，倾花向我开”，意亦与此相似。下接“桃无”二句，亦李白“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之意，而古朴自然，近似乐府。“竟须醒复醉，不负花上春”，和李白写的《春日独酌》中“长醉歌芳菲”的意思相似，其中也表现了对美好春光的爱惜。
这首诗如题所示，写的是“春日独酌”。春天是“可爱”的季节，而“独酌”则容易变得孤单、凄清，这是一个矛盾。这是他的时代、生活的曲折反映。他留恋地感叹“春光一何急”（组诗第十首中诗句），但只能用“醉倒落花畔”来“不负花上春”，这又是一个矛盾，这也是他的时代、生活与思想的反映。作者生活在北宋的熙宁（1068-1077）、元丰（1078-1085）、元祐（1086-1094）时期，他赞成王安石“新政”，并且亲自参与过章惇“开梅山”的工作。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值得称赞。但在当时，在“熙宁派”与“元祐派”两派之间，他却很难自处。由于支持王安石，他被王安石的反对者百般诬蔑，从宋人笔记中看，有人说他阿谀王安石，而王安石“耻为小人所荐，因极口陈其无行”；也有人造出苏轼讥嘲他的话。由此推论，他当时所受到的排挤、轻蔑是很多的。但在元丰（1078-1085）末年章惇执政之时，他反被下狱，直到1086年（元祐元年）才放归（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可能是由于他也曾“刺新法之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而也不为章惇一派所喜。因此，他以“浊酒浇我肠，免使新愁入”（第十首），便是可以理解的。诗中形象是春日的“霁景”，是无限爱惜春光的人。其人其诗，“豪迈纵横。颇有不肯跼缩沟犹之态”（清人朱珪《青山集序》）。这种豪放不羁，与消极避世者不同。
郭祥正在当时，不仅得到梅尧臣的赏识，也受到王安石、苏轼的推重。王安石在南京钟山时邀他前往“卧看山”，“伴我闲”，把他的诗写在自家屏风上。苏轼被贬谪惠州及自惠州放归时，郭祥正两次给他寄诗，苏轼也写有和诗；苏轼还在郭家壁上醉画竹石。他们互相关心、互相尊重，是很感人的。但一些小人因党争而造作流言蜚语；而后来修《宋史》的人、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人，也不能深辨是非，说他在两派间“忽离忽合”，视他为“小人”，使郭祥正被诬了九百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