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徐永昌》阅读答案

历史深处的徐永昌
    徐永昌，这是一个人名，也是一个签名。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东京湾受降后，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忧虑。抗战时目睹国军各种败仗，他总结原因为国军“训练太差，风气太坏”；在东京受降后，他游逛日本，发现当地即便遭到美军轰炸，但日本警察依然守岗如常，民众肃然有序，当地报纸直接报道投降之事，并不掩饰。对此，徐永昌感慨地说：“日本之兴，可计日而待矣。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   
    作为将领，徐永昌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他一直是帮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在这个位置上，他“义”字当头的士人作风，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
    归附阎锡山后，徐永昌认为中国不需要内战了，于是自解兵权。做了山西省主席后，他的旧属建议重组旧部军队，或者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人”，以掌握山西的实权。 徐永昌一口拒绝了，“我们是要做事，只问能做事不能，非组织机关用几个自己人才是做事。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们亦万不可办喜事”。他没有乘人之危，令山西保持了稳定。
    无论是立身还是治军，徐永昌都显得相当严正。他终身不吸大烟，并且连纸烟都不碰。约束部下也一样严，在他的军队中，绝对禁赌、禁大烟、禁扰民。不过，严正不意味着谢绝性情。比如他在军中并不禁止部下喝酒，理由是人到了20岁以后，就很难有“天 人交泰”的状态出现，要达到这种状态有两个途径，一是靠学问，一是靠饮酒。但学问修养到“天人交泰”的境界，很难，而饮酒是最方便的途径。
    徐永昌身上的士风，使他赢得了各巨头的尊重。他告诫内弟刘步瀛：“要决心在社会做事，必先拿定个帮人的主意，与人同事，必决心不做第一个露脸人。”他并不认为位居他人之下是坏事。有一次，他和人讨论何为人才。有人认为“居人下者无人才”，徐永昌不同意：“人生短暂，是否人才，何能以一时权位衡量，要能在历史上认定才算。我们读史，至伊尹放太甲，周公辅咸王，试想他们君臣之间孰为人才，或者说何者才高?孔子栖栖遑遑，周游列国，未得其位，而史迁称之为‘至圣’，后代帝王尊之为‘先师’，民间社会奉之为‘素王’，岁时祭祀，庙食 千秋。假如当时有人以其无权无位，谓非人才，岂不大谬!”
    徐永昌也拥有“内行修谨”的质性。1916年，他开始记日记，此事一直持续到晚年。《徐永昌日记》成为民国高级将领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为何要记日记?徐永昌说；“记日记不但可以保留自身之经历，亦所以端正一己之行谊。这两年每觉范文正公‘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已之心恕人’二语，只要其前一句即足，后一句似多事，盖此心既意识到恕人，即恐难于持久，终不免有不恕之一日。余本常人，只知求其在我，尽其天职，凭其良心，做其所应做的事而已，他非所敢知也。”
    徐永昌的饬身之道可以归结为两句话：“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反求诸已”（《孟子》）。1930年春节，他和续娶的妻子给恩人徐椿龄拜年，见面时，妻 子向老先生鞠躬，而徐永昌则行跪拜礼。出来后，妻子怪他为何不早说要行跪拜礼。他告诉妻子，行礼但求各自心安就行了，不一定都要跪拜，而自己行跪拜礼是因为一直以来都这样，不能因为有了妻子而变化。他的恕道还施及自己厌恶的人，例如张作霖。对于张作霖，徐永昌多年来没有好感，“因他多年是纵兵殃国”。但张作霖死后，他还是前去致祭，理由是，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证明他扰民乱国而绝不卖国”。   
    恕人的同时是严于责己。国军取得台儿庄大捷后，徐永昌立即向蒋介石连发函电，建议蒋介石压一下全国上下对这次大捷的庆贺势头：“军兴以来，失地数省，至惨极酷。今恢复大业，百未谋一，而遽以小胜自喜，将恐长人民浮嚣之风，而转为国际所窃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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