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鸿：“学者”的意义》阅读答案
时间:2016-03-08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真正实行非常困难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我投考联合国社会福利机构，一百多名应试者中我的排名是第六，年末我就接到联合国正式的任命通知。”可是，“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这样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之后，他又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真正实行非常困难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我投考联合国社会福利机构，一百多名应试者中我的排名是第六，年末我就接到联合国正式的任命通知。”可是，“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先后执教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暨南大学，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风云，黄德鸿积极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他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这个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年事已高，他也仍然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