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看遍了他人的痛苦》阅读答案
时间:2016-03-30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看遍了他人的痛苦
思郁
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97年出版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通过采访那些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幸存者、清理人、已逝者的家人，还有那些参与到救援事故中不同职业的人群的声音辑录而成。
我们会注意到受访者说话的时候，只有一个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声音始终没有出现。她隐居在了幕后，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记录者和倾听者。正是这种看似客观的记录者身份让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文学是一种创作，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和虚构能力的写作。如果作家只是记录倾听到的声音，是否可以借用巴特的那个术语来说，作者已死？要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第一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开始，就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口述记录，整理成篇的方式写作。她自己称这种创造是一种“文献文学”，肇始于纪实文学的本体，但是与纪实文学的写作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一直都是报社的记者，但写作那种体制内的高大全的新闻并非她的志向所在。当她开始接触到纪实文学之后，她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记者的采访手记中有很多部分，囿于审查制度或者各种偏见的缘由，不得不被舍弃了。但是这些被舍弃的记录与发表出的新闻相比有着更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历史学家舍弃的地方，恰恰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起点，因为正如她坚信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文学”。如果我们无法确认回忆的真实性，这样的材料何尝不是文学创作呢？它不具备历史意义，并不代表它不具备文学意义。回忆的变形，记忆的不准确，时间酝酿过程当中的下意识对回忆的加工，都是文学的雏形。在第一本书的整理和写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总结自己的经验说，故事就在大街小巷里，就在芸芸众生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这个人有半页纸，那人有两三页纸。让我们一起来写一本时间的书。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相和噩梦的阴影。我需要听到这一切，与这一切融合，成为这一切，同时也不失去自己。我要把街头巷议与文学语言结合起来，而复杂性恰恰在于我们以今天的语言讲述过去。”
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到《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时间跨度从1985年到1997年的十几年间，内容从访谈二战卫国战争中的女兵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幸存者，中间还间隔了两场战争——关于被遗忘的儿童的战争《我还是想你，妈妈》和描述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倾听别人的声音，倾听别人的苦难，见证那些沉默者的历史，帮助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要知道她的第一本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她在帮助她们回忆，与她们的灵魂沟通，给她们必要的情感安慰。但是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她的声音已经消失了。她在这本书中看上去真的消失了，只有那些破碎的灵魂在喃喃自语，只有那些创伤的肉体在诉说他们对爱人和亲人的想念，只有那些再也不能愈合的伤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
但是倾听只不过是创作的基础，它并非是作者的全部。所有的采访当然都是值得记录的，但成为一本书还要意味着记录的选择和筛选，声音的排序和结构的组合，素材的整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有这些故事服务于一个更大的主题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她选择了恢复这些元故事的面貌，选择了尊重这些人物的原型，选择了原最为原始的文学创作方式，这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提到的，她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通过对人们心声仔细地组合拼接这样非凡的方法，阿列克谢耶维奇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时代的理解”。（有删改）
思郁
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97年出版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通过采访那些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的幸存者、清理人、已逝者的家人，还有那些参与到救援事故中不同职业的人群的声音辑录而成。
我们会注意到受访者说话的时候，只有一个声音，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声音始终没有出现。她隐居在了幕后，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记录者和倾听者。正是这种看似客观的记录者身份让她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文学是一种创作，而且大多数时候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和虚构能力的写作。如果作家只是记录倾听到的声音，是否可以借用巴特的那个术语来说，作者已死？要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从第一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开始，就有意识地采用了这种口述记录，整理成篇的方式写作。她自己称这种创造是一种“文献文学”，肇始于纪实文学的本体，但是与纪实文学的写作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一直都是报社的记者，但写作那种体制内的高大全的新闻并非她的志向所在。当她开始接触到纪实文学之后，她发现了这其中的奥秘。记者的采访手记中有很多部分，囿于审查制度或者各种偏见的缘由，不得不被舍弃了。但是这些被舍弃的记录与发表出的新闻相比有着更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历史学家舍弃的地方，恰恰成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的起点，因为正如她坚信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文学”。如果我们无法确认回忆的真实性，这样的材料何尝不是文学创作呢？它不具备历史意义，并不代表它不具备文学意义。回忆的变形，记忆的不准确，时间酝酿过程当中的下意识对回忆的加工，都是文学的雏形。在第一本书的整理和写作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总结自己的经验说，故事就在大街小巷里，就在芸芸众生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这个人有半页纸，那人有两三页纸。让我们一起来写一本时间的书。每个人都大声说出自己的真相和噩梦的阴影。我需要听到这一切，与这一切融合，成为这一切，同时也不失去自己。我要把街头巷议与文学语言结合起来，而复杂性恰恰在于我们以今天的语言讲述过去。”
从《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到《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时间跨度从1985年到1997年的十几年间，内容从访谈二战卫国战争中的女兵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幸存者，中间还间隔了两场战争——关于被遗忘的儿童的战争《我还是想你，妈妈》和描述阿富汗战争的《锌皮娃娃兵》。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才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那就是倾听别人的声音，倾听别人的苦难，见证那些沉默者的历史，帮助他们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要知道她的第一本书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声音还是存在的，她在帮助她们回忆，与她们的灵魂沟通，给她们必要的情感安慰。但是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她的声音已经消失了。她在这本书中看上去真的消失了，只有那些破碎的灵魂在喃喃自语，只有那些创伤的肉体在诉说他们对爱人和亲人的想念，只有那些再也不能愈合的伤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
但是倾听只不过是创作的基础，它并非是作者的全部。所有的采访当然都是值得记录的，但成为一本书还要意味着记录的选择和筛选，声音的排序和结构的组合，素材的整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只有这些故事服务于一个更大的主题的时候，它们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
她选择了恢复这些元故事的面貌，选择了尊重这些人物的原型，选择了原最为原始的文学创作方式，这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提到的，她设计出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通过对人们心声仔细地组合拼接这样非凡的方法，阿列克谢耶维奇加深了我们对于整个时代的理解”。（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