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士方《交往》阅读答案
时间:2016-03-31
交往
邹士方
20世纪80年代，听闻大多数外国友人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但是见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钱先生晚年闭门谢客，养病读书，辞掉许多社会职务，不出席任何会议，不仅外国人见他很难，就是天天在北京的中国人也很难见到他。而我却有数次机会拜访并与先生深谈，实为荣幸。
钱先生以他的两部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以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成为中外公认的大学者和大作家。称他为当代文坛的泰斗级人物，实不为过分。国内外对于钱先生的研究也已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钱学”，文化艺术出版社还不定期地出版着《钱钟书研究》丛刊。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按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门随之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
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仰慕已久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杨绛先生。她皮肤很白，略显清瘦，表情平易，十分儒雅，也是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但说话声音却较钱先生要低八度了。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冯友兰、吴组缃、季羡林等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
这时杨先生为我端上一杯茶，我连连道谢。
在和煦的阳光下，观赏着客厅里的一幅清人吴大澂的篆书对联，品味着杨绛先生烹制的香茗（这使我想到了她的《将饮茶》），我与先生相对而坐，相视而笑。
那天钱钟书先生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我们还在一起合了影。回来后我将与先生的合影放大两张，一张贴在白纸上。“钱先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宣传他，不要写他，谈话内容不可向外传播”。
这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 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钢笔书写：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我去年八月即患病，迄今尚未痊愈，春节前再出院回家，遵医嘱谢客谢事。尊著早收到，未能及时答谢，抱歉！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债台高筑，尚无精力一一处理。乞谅我老病幸甚！我对朱、宗二先生著作，涉猎甚少，实恐无发言权也！草此，即致
敬礼！
钱钟书
3月6日
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
1988年11月23日，我与钱先生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仍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他继续缓缓地告诉我：“我今年初住院做了手术，后来吃西药杀菌，把肠子中的菌全杀了，肚子老泻，没法吃饭，现在吃中药。”他拿起一杯中药边喝边说：“一天两次。但是夜里尿频，要起来好几次，觉怎么睡？”“当然有些事还是推不掉，我现在还任社科院副院长，他们说外事活动需要我。”
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一只手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优哉游哉！潇洒极了！却并不让人感到放纵无度。
他谈了对另外一些名人的印象和看法，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十分直率。他谈到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对黎先生十分推崇，他说，这几年老朋友、老同志故去的很多，他一般的追悼会都不参加，唯独参加了黎澍先生的追悼会。这一切使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敢说敢怒敢恨敢爱的钱先生。
先生生前不让我写他，现在我忍不住还是写了他！好在我谈及先生的成就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我想，先生地下有知，当不会怪罪于我吧！
（摘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邹士方
20世纪80年代，听闻大多数外国友人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但是见钱钟书先生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钱先生晚年闭门谢客，养病读书，辞掉许多社会职务，不出席任何会议，不仅外国人见他很难，就是天天在北京的中国人也很难见到他。而我却有数次机会拜访并与先生深谈，实为荣幸。
钱先生以他的两部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以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成为中外公认的大学者和大作家。称他为当代文坛的泰斗级人物，实不为过分。国内外对于钱先生的研究也已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钱学”，文化艺术出版社还不定期地出版着《钱钟书研究》丛刊。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之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按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门随之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
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仰慕已久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杨绛先生。她皮肤很白，略显清瘦，表情平易，十分儒雅，也是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但说话声音却较钱先生要低八度了。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冯友兰、吴组缃、季羡林等人的情况，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
这时杨先生为我端上一杯茶，我连连道谢。
在和煦的阳光下，观赏着客厅里的一幅清人吴大澂的篆书对联，品味着杨绛先生烹制的香茗（这使我想到了她的《将饮茶》），我与先生相对而坐，相视而笑。
那天钱钟书先生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涉及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我们还在一起合了影。回来后我将与先生的合影放大两张，一张贴在白纸上。“钱先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宣传他，不要写他，谈话内容不可向外传播”。
这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 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钢笔书写：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我去年八月即患病，迄今尚未痊愈，春节前再出院回家，遵医嘱谢客谢事。尊著早收到，未能及时答谢，抱歉！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债台高筑，尚无精力一一处理。乞谅我老病幸甚！我对朱、宗二先生著作，涉猎甚少，实恐无发言权也！草此，即致
敬礼！
钱钟书
3月6日
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
1988年11月23日，我与钱先生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仍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他继续缓缓地告诉我：“我今年初住院做了手术，后来吃西药杀菌，把肠子中的菌全杀了，肚子老泻，没法吃饭，现在吃中药。”他拿起一杯中药边喝边说：“一天两次。但是夜里尿频，要起来好几次，觉怎么睡？”“当然有些事还是推不掉，我现在还任社科院副院长，他们说外事活动需要我。”
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一只手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优哉游哉！潇洒极了！却并不让人感到放纵无度。
他谈了对另外一些名人的印象和看法，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十分直率。他谈到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对黎先生十分推崇，他说，这几年老朋友、老同志故去的很多，他一般的追悼会都不参加，唯独参加了黎澍先生的追悼会。这一切使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敢说敢怒敢恨敢爱的钱先生。
先生生前不让我写他，现在我忍不住还是写了他！好在我谈及先生的成就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我想，先生地下有知，当不会怪罪于我吧！
（摘自《名人传记》，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