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一生做着红楼的梦》阅读答案

周汝昌：一生做着红楼的梦
启风
  1939年，已过了二十岁的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但当年天津发大水，他只得要求燕京保留学籍一年，谁料到了1941年，日本占领军关闭了燕京大学。一直到1947年秋，他才得以重回燕园。
  1947年，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来信说，他在胡适的一篇文章中得知，胡适已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却遍寻不见，周汝昌见信后就跑到燕京大学图书馆，谁知一索即获，而此前竟从未有人借阅过。读完《懋斋诗钞》后，周汝昌发现书中有六首诗是咏及曹雪芹的，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周汝昌据此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胡适看到这篇文章后，当即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肯定他发现《懋斋诗钞》是一“大贡献”，但不同意文中“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的观点。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讨论的大都是有关《红楼梦》的学术问题。为了提携后学，胡适不但在家中约见了周汝昌，还将作为“海内孤本”的《甲戌本石头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慷慨相借。
  1948年底，胡适离开北平，从此周汝昌与之再无联系。几年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出版之时，政权早已鼎革，胡适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编辑为让此书顺利出版，就将对胡适的原有敬称一律删去，改称“妄人”“风头主义者”云云。很多人时常以此责难周汝昌，其实书中的这些改动，他事前是毫不知情的。当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深表理解，在其给小说家高阳的信中说：“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
  虽然有了批胡的表态，但周汝昌依旧因为同其兄周祜昌合作校勘了真本《红楼梦》，被人告密说是 “写作反动的书”，告密者还说周汝昌与胡适有政治联系，让他三次遭抄家之苦，最后更是被“扫地出门”。在这种情势下，20世纪七十年代时周汝昌不得不再次批胡适。
  周汝昌对胡适的人格至为钦佩，说“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而且在其交往的所有鸿儒、名士中，如果“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唯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但如果言及学术观点，毫不掩饰自己对胡适大力推崇“程乙本”（被大量篡改，但胡适认为这种改写“更白话化”了的《红楼梦》版本）言论的不屑。
  1950年，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当起了编辑。1954年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已然在酝酿之中，它的导火索正是《红楼梦》。胡适和俞平伯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与胡适有关系的周汝昌自然没法置身事外。但毛泽东在读过《红楼梦新证》一书后，对其中一些章节十分欣赏，所以指示要周汝昌写文章，与胡适划清界限。后来据率先批判俞平伯的李希凡说，当初他只奉命写过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评红楼梦新证》就是为了将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做一个区分，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在胡适指引下，走进红学研究大门的周汝昌，后来以两大创见，奠定了自己红学泰斗的学术地位。周汝昌提出《红楼梦》为曹雪芹“写实自传”的观点，否则红楼梦的作者何必费尽心机地“以讥为赞”，来写贾宝玉这样一个性格乖张的怪物？其次，周汝昌开创性地指出，为《红楼梦》做批注的脂砚斋，就是小说中的史湘云，这是他“自觉最为得意而且最重要的一项考证”。
  周汝昌的这些学术观点，在当今主流红学界是饱受争议，乃至于被批判的。事实上，很多红学研究者都得益于周汝昌对《红楼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为写《红楼梦新证》一书，他查阅了上千种文集、笔记、地方志等各种史料。作家刘心武说，因为周老“一不懂政治，二  不善人际经营，因此申请退出红学所……学刊这些年基本成了‘批周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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