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蔡元培先生》阅读答案
时间:2016-04-29
蔡元培先生
顾颉刚
①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阶段：一是民元任教育总长，二是民六任北京大学校长，三是民十八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在教育史上，在学术研究上，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怀着热烈的情感和真实的见解，指导青年向前走，可以说这二十九年来知识分子没有不受他的影响的。
②我是北大学生，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经在那边了。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学生，都不发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以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宿舍监理也从不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这一下子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的谦虚。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对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架子了。
③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了。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这班“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④《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了，他就添出《月刊》。《月刊》的《发刊词》是他自己作的。他说：“《中庸》里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们应当实践这几句话。”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辜先生却是大辫子，乌靴，腰带上眼镜袋咧，扇袋咧，鼻烟袋咧，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真觉得有点不顺眼。但想到《月刊》的《发刊词》，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他既请今文学家崔适担任，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再自己去选择一条路。
⑤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作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清朝大学堂时代，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到这时，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做国文系教授，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其词曲书来。岂但搜罗词曲而已，连民间的歌谣也登报征集起来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选载一两首，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得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
⑥北大一天天的发皇，学生一天天的活泼，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快，一座旧衙门经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于是五四运动一试其锋，文化的锋头掉转到政治，就像狂飙怒涛那样不可抵御。那时北洋军阀和顽固学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竟想要架炮在景山上轰击北大。蔡先生在法国时留了长长的须，那时逼得没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虽然风潮过后又请回来，毕竟做不长了，记得民国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总长时就很不客气下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的命令。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预备响应，被革命目标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他从浙江坐木船浮海逃到厦门。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骂学生不守本分读书，专喜欢做政治活动的，蔡先生就正色说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让他们担任该什么人担任!”他这般疾言厉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翌日他应厦大浙江同乡会之招，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工作不顺利处，他竞失声哭了。那时他已经六十岁，就在这般凄风苦雨之中度过了他的诞辰。
顾颉刚
①蔡先生的一生在中国史上有重大关系的有三个阶段：一是民元任教育总长，二是民六任北京大学校长，三是民十八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无论在教育史上，在学术研究上，都是开风气奠基础的工作。先生站在崇高的地位，怀着热烈的情感和真实的见解，指导青年向前走，可以说这二十九年来知识分子没有不受他的影响的。
②我是北大学生，在他没有当校长的时候已经在那边了。那时的北大实在陈旧得很，一切保存着前清“大学堂”的形式。教员和学生，校长和学生，都不发生什么关系。学生有钱的尽可以天天逛妓院、打牌、听戏，校中虽有宿舍监理也从不干涉。学生有事和学校接洽，须写呈文，校长批了揭在牌上，仿佛一座衙门。蔡先生受任校长后，立即出一布告说“此后学生对校长应用公函，不得再用呈文”。这一下子真使我们摸不着头脑，不知这位校长为什么要这样的谦虚。稍后他又出版《北大日刊》，除了发表校中消息之外，又收登教员学生的论文。于是，渐渐有讨论驳难的文字出来，增高了学术研究的空气。学生对学校改进有所建议时，他也就把这议案送登《日刊》，择其可行的立即督促职员实行。这样，学生对于学校就一点不觉得隔膜，而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架子了。
③北大学生本来毫无组织，蔡先生来后就把每班的班长招来，劝他们每一系成立一个学会。许多班长退下来踌躇道：“这件事怎么办呢?”但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指导，以及学校在经费上的帮助，许多会居然组织起来了。不但每系有会，而且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一个个成立起来，谁高兴组织什么就组织什么会，谁有什么技艺就会被拉进什么技艺的会。平时一个人表现自己能力时很有出风头的嫌疑，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虽欲不出风头而不可得了。校中尽有消遣的地方，打牌听戏的兴致也就减少了许多了。一校之内，无论教职员，学生，仆役，都觉得很亲密的，很平等的。记得蔡先生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这班“小”惯了的仆人看了吐出舌头来。
④《北大日刊》的稿件拥挤了，他就添出《月刊》。《月刊》的《发刊词》是他自己作的。他说：“《中庸》里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我们应当实践这几句话。”那时正在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之后，我们看他把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请到国文系来教“中古文学史”，又把复辟派的辜鸿铭先生请到英文系来教“英国文学”。刘先生的样子还不特别，辜先生却是大辫子，乌靴，腰带上眼镜袋咧，扇袋咧，鼻烟袋咧，历历落落地挂了许多，真觉得有点不顺眼。但想到《月刊》的《发刊词》，就知道他是有一番用意的。他不问人的政治意见，只问人的真实知识。哲学系的“经学通论”课，他既请今文学家崔适担任，又请古文家陈汉章担任，由得他们堂上的话互相冲突，让学生两头听了相反的议论之后再自己去选择一条路。
⑤那时国立大学只有这一个，许多人眼光里觉得这是最高学府，不能再高了。但蔡先生还要在大学之上办研究所，请了许多专家来作导师，劝毕业生再入校做研究生，三四年级学生有志深造的亦得入所，常常开会讨论学问上的问题。这样一来，又使大学生们感觉到在课本之外还有需要自己研究的学问。清朝大学堂时代，图书馆中曾有许多词曲书，给监督刘廷琛看作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到这时，蔡先生请了剧曲专家吴梅来做国文系教授，国文研究所中又大买起其词曲书来。岂但搜罗词曲而已，连民间的歌谣也登报征集起来了，天天在《北大日刊》上选载一两首，绝不怕这些市井猥鄙的东西玷污了最高学府的尊严。那时我们都是二十余岁的青年，自以为思想是很新的了，哪知一看学校当局公布的文件，竟新得出乎我们的意想之外。
⑥北大一天天的发皇，学生一天天的活泼，真可以说进步像飞一般快，一座旧衙门经蔡先生一手改造竟成为新文化的中心。于是五四运动一试其锋，文化的锋头掉转到政治，就像狂飙怒涛那样不可抵御。那时北洋军阀和顽固学者恨蔡先生刺骨，必欲置之死地，竟想要架炮在景山上轰击北大。蔡先生在法国时留了长长的须，那时逼得没法，就剃了胡子逃回老家去。虽然风潮过后又请回来，毕竟做不长了，记得民国十二年彭允彝任教育总长时就很不客气下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应免本职”的命令。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蔡先生在江浙预备响应，被革命目标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他从浙江坐木船浮海逃到厦门。那时我在厦门大学任教，校中招待他，我也作陪。席上有人骂学生不守本分读书，专喜欢做政治活动的，蔡先生就正色说道：“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不让他们担任该什么人担任!”他这般疾言厉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呢。翌日他应厦大浙江同乡会之招，报告浙江革命工作，说到工作不顺利处，他竞失声哭了。那时他已经六十岁，就在这般凄风苦雨之中度过了他的诞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