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我要说话》阅读答案
时间:2016-05-23
我要说话
杨芳
按照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说法，成舍我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冠军级”人物。
这位和张季鸾、邵飘萍同时代的报人，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 纪录，还有着“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坐牢就不下20次，报馆被封也有 10多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落在张宗昌手里。其时，这位“体健如牛却性暴如虎”的军阀，刚刚杀害了 著名记者林白水。一时间，关于成舍我遇害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路透社甚至发出了“成氏已被处 决”的电报。如果不是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及时相救，这则假新闻恐怕早已成真。
过这种日子，成舍我似乎早有准备。他曾说：“唯有不怕头破血流者才配做新闻记者。”从张 宗昌那里虎口逃生后，他鼓励同仁继续出报，因为“军阀终归要骂的”。 他坚信，办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这也是上 世纪20年代，他放弃一家知名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拿出200块大洋办<</SPAN>世界晚报》的原因。
为了“说话”，他屡屡得罪权贵。1934年，其麾下报纸因刊登南京当局丑闻而被停刊。当 时，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得 到的却是如下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硬朗的报馆老板，在日常生活中却近乎吝啬。他历来以“开机器、上前 线、管家务”看待办报。及至所办的上海《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成大老板依然穿着寒酸的蓝 布长衫，连黄包车也不舍得坐。一次成舍我被人追问有无赌钱、抽烟等经历，他接连摇头后遭到 对方鄙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据说，经过这番奚落，成舍我从此点燃了香烟。
1933年成舍我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时，他特意在《招生简章》里注明：“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 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 千万别误入歧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
多年后，他又在台湾开办类似的学校。据说有家长开学时前来参观．不禁失声恸哭。因为 眼前仅有三间平房的校园，还不及儿女就读的小学校园大。
只有办报时，成舍我才显出报人应有的气魄。为了扩大信息量，他每创办一家报刊，便会不 惜重金建立一家电台。经营上海《立报》时，他特许一线记者租用汽车，从无锡赶往上海送稿。
投身新闻事业多年，成舍我一直感慨国内没有一家“真正的报馆”。相反到处充斥着“流氓 访客”和“敲竹杠的新闻”。因此，他将“完备的报馆和健全的舆论”作为目标，始终坚信：“文化运 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这种报人眼光和襟怀，被后世的文学史学者陈平原誉为少有的“舆论 家修养”。 乱世之中，成舍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报业传奇。他仅在北京主持的“世界”报系就拥有3份 报纸，其中《世界日报》是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他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立报》，更是以20万 份的销量，创造了旧中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成舍我先后创办了 20多家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一时间，张恨水、萨空了、恽逸群等新闻界大腕纷纷加盟他的旗下。未必是他给的待遇有多 么优厚，而是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报馆老板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经常对编采人员说：“只要保证 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需要负责任，打官司、坐 牢，我去。”
事实上，这位叱咤京津沪三地的报业巨头，一生中唯一恐惧的便是无法畅快地“说话”。惹 恼了张宗昌后，他转战南京办报。得罪了汪精卫，他不得不开拓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香 港出版报纸。及至台湾解除“报禁”，他又以91岁的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即便在病危无法言语之时，这位纵跨一个世纪的报界泰斗级人物，仍然用笔吃力地写下四 个大字：“我要说话。”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杨芳
按照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说法，成舍我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冠军级”人物。
这位和张季鸾、邵飘萍同时代的报人，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 纪录，还有着“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坐牢就不下20次，报馆被封也有 10多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落在张宗昌手里。其时，这位“体健如牛却性暴如虎”的军阀，刚刚杀害了 著名记者林白水。一时间，关于成舍我遇害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路透社甚至发出了“成氏已被处 决”的电报。如果不是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及时相救，这则假新闻恐怕早已成真。
过这种日子，成舍我似乎早有准备。他曾说：“唯有不怕头破血流者才配做新闻记者。”从张 宗昌那里虎口逃生后，他鼓励同仁继续出报，因为“军阀终归要骂的”。 他坚信，办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这也是上 世纪20年代，他放弃一家知名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拿出200块大洋办<</SPAN>世界晚报》的原因。
为了“说话”，他屡屡得罪权贵。1934年，其麾下报纸因刊登南京当局丑闻而被停刊。当 时，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得 到的却是如下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硬朗的报馆老板，在日常生活中却近乎吝啬。他历来以“开机器、上前 线、管家务”看待办报。及至所办的上海《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成大老板依然穿着寒酸的蓝 布长衫，连黄包车也不舍得坐。一次成舍我被人追问有无赌钱、抽烟等经历，他接连摇头后遭到 对方鄙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据说，经过这番奚落，成舍我从此点燃了香烟。
1933年成舍我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时，他特意在《招生简章》里注明：“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 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 千万别误入歧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
多年后，他又在台湾开办类似的学校。据说有家长开学时前来参观．不禁失声恸哭。因为 眼前仅有三间平房的校园，还不及儿女就读的小学校园大。
只有办报时，成舍我才显出报人应有的气魄。为了扩大信息量，他每创办一家报刊，便会不 惜重金建立一家电台。经营上海《立报》时，他特许一线记者租用汽车，从无锡赶往上海送稿。
投身新闻事业多年，成舍我一直感慨国内没有一家“真正的报馆”。相反到处充斥着“流氓 访客”和“敲竹杠的新闻”。因此，他将“完备的报馆和健全的舆论”作为目标，始终坚信：“文化运 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这种报人眼光和襟怀，被后世的文学史学者陈平原誉为少有的“舆论 家修养”。 乱世之中，成舍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报业传奇。他仅在北京主持的“世界”报系就拥有3份 报纸，其中《世界日报》是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他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立报》，更是以20万 份的销量，创造了旧中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成舍我先后创办了 20多家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一时间，张恨水、萨空了、恽逸群等新闻界大腕纷纷加盟他的旗下。未必是他给的待遇有多 么优厚，而是作为一个有担当的报馆老板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经常对编采人员说：“只要保证 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需要负责任，打官司、坐 牢，我去。”
事实上，这位叱咤京津沪三地的报业巨头，一生中唯一恐惧的便是无法畅快地“说话”。惹 恼了张宗昌后，他转战南京办报。得罪了汪精卫，他不得不开拓上海。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香 港出版报纸。及至台湾解除“报禁”，他又以91岁的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即便在病危无法言语之时，这位纵跨一个世纪的报界泰斗级人物，仍然用笔吃力地写下四 个大字：“我要说话。”
选自《中国青年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