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的治学与创作》阅读答案
时间:2016-07-21
启功的治学与创作
吴艳丽
启功先生自称“姓启名功”，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1913年，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
20世纪至今，中国艺坛中诗、书、画以及书画鉴定兼擅且多真知灼见者，启功赫然在列。他在鉴定家、书画家之外又有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和诗人之誉，这一切得益于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启功的广博在于他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杂家”。在文艺界受到现代文艺思潮冲击而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之际，他坚守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及研究，涉足艺术史、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敦煌学、碑帖学、考据学等多个领域。这种广览博取的建树，一方面在于他个人的天赋和功夫——虽然他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但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毅力未变；另一方面在于家学的浸润，其翰林出身的曾祖父溥良开启的向学家风、祖父毓隆对翰墨书画的沉浸，都潜移默化地打开了启功向学、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心境。
启功是一位踏实的学者，所以他的“杂”非流于浅表而是深入其中并自有方法。例如，他对《红楼梦》的注释，凭借其对满族历史文化、风俗掌故的熟知，对其中扑朔迷离的年代、地点、官职、服装等进行了细致考据和梳理，贡献甚大；对明清两代兴起的碑帖学，他有着开拓性的研究，既重视研究书法形式，又不忽视文辞内容；对于敦煌学，他从字体学、书法史角度研习敦煌写本，并于20世纪中叶与王庆菽、周一良、曾毅公等一起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总集——《敦煌变文集》。而他的自作诗词，也多抒发人生感悟、生活意趣，并融入传统诗词之音韵格律和寄托、比兴等手法。
中国文化讲究圆融通会，艺术亦然。启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非拘泥于“习得”，更多是“悟得”，这不仅拓宽了他的眼界心境，更将其深化于他的书画艺术之中——舍形似而求神契。
书法创作是启功最大成就之一，其动人之处有二：个人面貌突出与内容多是自创。前者来源于他在临帖中的得悟。他自幼便刻苦临习各家名帖，如陆机、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米芾、宋徽宗等。临习中他不求笔画全似，而求神气活现，在领悟中自得其法，终自成一格。后者源于他在古典文学和诗词上的积累。他的书法作品多书写自作诗词，表达心意、心境，故知晓自己为何而书、书的什么。因此，学界评价其书法：“典雅而具有古韵，饶有书卷气息；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很有余味。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的绘画能很好的体现诗书画境的结合。从小以学画为志向的他，年少时便曾先后拜书画名家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并受同宗远支的溥心畬、溥雪斋等大师亲传。他的绘画，尤其在其擅长的山水、花鸟中 ，并未过多承袭老师们的艺术面貌，而保持了自己的那一股“文气”——接续元明清传统画理之髓、笔墨之趣、皴染技法，构图严谨、细笔设色，虽拘谨之端倪，但也可见“南宗”之空灵、雅洁之诗意，或“北宗”硬朗刚健之雄浑，再加上自己的诗词款识，富有传统文人之意趣。
如果说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润泽了启功书画创作的底蕴，那么书画创作实践又助他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创性探索。
广博而丰厚的文化积淀、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擅长文献考据，是启功在书画鉴定中的优势。因为有书画实践经验和对书画史的深入研究，他对历朝历代特别是一些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笔墨乃至着色特征都了如指掌；因为擅长文献考据，他也能从墨迹之外，诸如题跋、称谓、避讳、背景、史料等文献考据中，综合运用各方面信息做出判断。
在启功书画鉴定方法的背后，还应看到它在学术上的意义——不止于真伪判定，更注重从整理、充实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高度，以及用文物考经考史的角度，有目的地去考证研究。如《〈兰亭帖〉考》《论〈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考》《戾家考》《古代字体论稿》等，这些启功着力数十年的研究和著述，都是其围绕着为书法史、绘画史建立丰厚的材料基础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他还总结出在书画鉴定实践中容易使鉴定不公正的七个方面：皇威、挟贵、挟长、护短、尊贤、远害、容众，前三者来自权威的压力，后四者源于鉴定者的私心，以告诫世人。
吴艳丽
启功先生自称“姓启名功”，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1913年，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
20世纪至今，中国艺坛中诗、书、画以及书画鉴定兼擅且多真知灼见者，启功赫然在列。他在鉴定家、书画家之外又有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和诗人之誉，这一切得益于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启功的广博在于他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杂家”。在文艺界受到现代文艺思潮冲击而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之际，他坚守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及研究，涉足艺术史、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敦煌学、碑帖学、考据学等多个领域。这种广览博取的建树，一方面在于他个人的天赋和功夫——虽然他经历了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时期，但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毅力未变；另一方面在于家学的浸润，其翰林出身的曾祖父溥良开启的向学家风、祖父毓隆对翰墨书画的沉浸，都潜移默化地打开了启功向学、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心境。
启功是一位踏实的学者，所以他的“杂”非流于浅表而是深入其中并自有方法。例如，他对《红楼梦》的注释，凭借其对满族历史文化、风俗掌故的熟知，对其中扑朔迷离的年代、地点、官职、服装等进行了细致考据和梳理，贡献甚大；对明清两代兴起的碑帖学，他有着开拓性的研究，既重视研究书法形式，又不忽视文辞内容；对于敦煌学，他从字体学、书法史角度研习敦煌写本，并于20世纪中叶与王庆菽、周一良、曾毅公等一起编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唐代敦煌变文作品总集——《敦煌变文集》。而他的自作诗词，也多抒发人生感悟、生活意趣，并融入传统诗词之音韵格律和寄托、比兴等手法。
中国文化讲究圆融通会，艺术亦然。启功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非拘泥于“习得”，更多是“悟得”，这不仅拓宽了他的眼界心境，更将其深化于他的书画艺术之中——舍形似而求神契。
书法创作是启功最大成就之一，其动人之处有二：个人面貌突出与内容多是自创。前者来源于他在临帖中的得悟。他自幼便刻苦临习各家名帖，如陆机、王羲之，智永、怀素、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米芾、宋徽宗等。临习中他不求笔画全似，而求神气活现，在领悟中自得其法，终自成一格。后者源于他在古典文学和诗词上的积累。他的书法作品多书写自作诗词，表达心意、心境，故知晓自己为何而书、书的什么。因此，学界评价其书法：“典雅而具有古韵，饶有书卷气息；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赏者觉得很有余味。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的绘画能很好的体现诗书画境的结合。从小以学画为志向的他，年少时便曾先后拜书画名家贾羲民、吴镜汀、齐白石为师，并受同宗远支的溥心畬、溥雪斋等大师亲传。他的绘画，尤其在其擅长的山水、花鸟中 ，并未过多承袭老师们的艺术面貌，而保持了自己的那一股“文气”——接续元明清传统画理之髓、笔墨之趣、皴染技法，构图严谨、细笔设色，虽拘谨之端倪，但也可见“南宗”之空灵、雅洁之诗意，或“北宗”硬朗刚健之雄浑，再加上自己的诗词款识，富有传统文人之意趣。
如果说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润泽了启功书画创作的底蕴，那么书画创作实践又助他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创性探索。
广博而丰厚的文化积淀、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擅长文献考据，是启功在书画鉴定中的优势。因为有书画实践经验和对书画史的深入研究，他对历朝历代特别是一些著名书画家的风格、构图、笔墨乃至着色特征都了如指掌；因为擅长文献考据，他也能从墨迹之外，诸如题跋、称谓、避讳、背景、史料等文献考据中，综合运用各方面信息做出判断。
在启功书画鉴定方法的背后，还应看到它在学术上的意义——不止于真伪判定，更注重从整理、充实中国书法史、绘画史的高度，以及用文物考经考史的角度，有目的地去考证研究。如《〈兰亭帖〉考》《论〈怀素自叙帖〉》《〈孙过庭书谱〉考》《戾家考》《古代字体论稿》等，这些启功着力数十年的研究和著述，都是其围绕着为书法史、绘画史建立丰厚的材料基础这一目标而进行的。他还总结出在书画鉴定实践中容易使鉴定不公正的七个方面：皇威、挟贵、挟长、护短、尊贤、远害、容众，前三者来自权威的压力，后四者源于鉴定者的私心，以告诫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