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宣言》阅读答案
时间:2016-06-22
独立宣言
龙应台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就是儿子在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我没办法应付这局面，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妈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
“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十六岁的菲力普曾经说：“妈，我觉得，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
海。过了一阵子，我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
“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努力在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2007.4.25
（选自《亲爱的安德烈》，有删改）
链接：
安德烈，龙应台长子，生于台湾，八个月大时随母移居欧洲，十四岁时，龙应台离开他，返回台湾，母子年龄相差三十岁，且存在中西文化差异，为了重新认识成年的安德烈，龙应台用书信与他交流，母子俩用了三年的时间互相通信，这些信后来汇集成书信体散文集《亲爱的安德烈》
龙应台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就是儿子在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我没办法应付这局面，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妈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
“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十六岁的菲力普曾经说：“妈，我觉得，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
海。过了一阵子，我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
“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努力在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2007.4.25
（选自《亲爱的安德烈》，有删改）
链接：
安德烈，龙应台长子，生于台湾，八个月大时随母移居欧洲，十四岁时，龙应台离开他，返回台湾，母子年龄相差三十岁，且存在中西文化差异，为了重新认识成年的安德烈，龙应台用书信与他交流，母子俩用了三年的时间互相通信，这些信后来汇集成书信体散文集《亲爱的安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