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快乐经济学家》阅读答案
时间:2016-04-07
黄有光——快乐经济学家
本刊记者，徐琳玲，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就是这样。”
嗖地，黄有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高举起双手，转身背过去，弯下腰，臀部开始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嘴里发出“嘘嘘”的喝倒彩声。
“我们排成一排，一起把屁股朝向李光耀。”他在模仿50年前和同学徒步二十多公里赶去“哄场子”的场景。那时，黄有光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振脖一呼，应者云集。
空荡荡的餐厅回响着他极具爆发力的大笑。眼前这位眼眸里闪烁着顽皮的“老顽童”，正是著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首位华裔社会科学院院士、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成员黄有光。2007年，他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称号。
经济学只是他诸多兴趣之一。晚饭后，他写武侠小说，涉猎各类学科，在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行为与脑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百多篇审稿论文。
左派的青春之歌
黄有光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汕。父亲自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经营建筑材料生意。
在黄有光记忆中，父亲是左倾（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分子。每天晚饭后，家门口摆上一排椅子，邻居聚到他家闲聊。黄有光的父亲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就中国时局、国际局势发表各种激进的左派言论。
整个中学时代，黄有光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各种秘密和公开的左翼学生运动中。中学毕业后，黄有光放弃了个人最感兴趣的教学和物理，报考了南洋大学经济系。他继续活跃于各种公开的左倾学生运动。新马分治后，在马共的指示下，他和同学为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做竞选宣传，和李光耀领导的右翼“人民行动党”大打舆论战。
在回忆的光影倒放中，黄有光背诵起孔子的《礼运·大同篇》，他和记者描绘了一幅少年时追求的理想社会画面。
最终的目的是福利
大学三年级时，黄有光写了一篇关于人们为何买彩票的论文，随后邮寄给了经济学领域里世界最顶尖的期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
在回复他的用稿通知函上，编辑部恭恭敬敬地写道：“尊敬的黄有光教授……”
毕业时，他轻轻松松地拿到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悉尼大学的offer。1971年，他从悉尼大学博士毕业，3年后在莫纳什大学获得教授一职，1985年升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0年，年仅38岁的黄有光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学术友人、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不无羡慕地说：黄有光属于天生对经济学有“sense”（感觉）的人，“我不是批评国内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建立个模型、做些实证研究就算经济学家了。真正的经济学家最需要sense的。”
早年的“大同”理想，使得黄有光自然地走向具有终极意义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四十多年来，福利经济学和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始终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他也被公认为是该领域世界排名前三四位的学者。
在普遍“重视效率甚于公平”的经济学家中，黄有光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意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对富人、对奢侈品征重税，给穷人经济补助。
“我想，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一个根本目的：什么是好的社会？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大快乐的社会就是好社会。”
早期的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独立科学，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们开始研究“偏好”和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最终目的一样。最终的目的是福利，或者福祉。”黄有光由此提出一个“更全面的”福利经济学——把“偏好”改进到福祉或快乐层面，重新确立一个制定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基础。
中国往何处去？
本刊记者，徐琳玲，发自澳大利亚墨尔本
“就是这样。”
嗖地，黄有光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高高举起双手，转身背过去，弯下腰，臀部开始有节奏地左右摇摆，嘴里发出“嘘嘘”的喝倒彩声。
“我们排成一排，一起把屁股朝向李光耀。”他在模仿50年前和同学徒步二十多公里赶去“哄场子”的场景。那时，黄有光是左翼学生运动的领袖，振脖一呼，应者云集。
空荡荡的餐厅回响着他极具爆发力的大笑。眼前这位眼眸里闪烁着顽皮的“老顽童”，正是著名经济学家、澳大利亚首位华裔社会科学院院士、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成员黄有光。2007年，他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称号。
经济学只是他诸多兴趣之一。晚饭后，他写武侠小说，涉猎各类学科，在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宇宙学、行为与脑科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两百多篇审稿论文。
左派的青春之歌
黄有光出生于马来西亚，祖籍广东潮汕。父亲自上世纪30年代下南洋经营建筑材料生意。
在黄有光记忆中，父亲是左倾（左倾是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向）分子。每天晚饭后，家门口摆上一排椅子，邻居聚到他家闲聊。黄有光的父亲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就中国时局、国际局势发表各种激进的左派言论。
整个中学时代，黄有光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各种秘密和公开的左翼学生运动中。中学毕业后，黄有光放弃了个人最感兴趣的教学和物理，报考了南洋大学经济系。他继续活跃于各种公开的左倾学生运动。新马分治后，在马共的指示下，他和同学为左翼的“社会主义阵线”做竞选宣传，和李光耀领导的右翼“人民行动党”大打舆论战。
在回忆的光影倒放中，黄有光背诵起孔子的《礼运·大同篇》，他和记者描绘了一幅少年时追求的理想社会画面。
最终的目的是福利
大学三年级时，黄有光写了一篇关于人们为何买彩票的论文，随后邮寄给了经济学领域里世界最顶尖的期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
在回复他的用稿通知函上，编辑部恭恭敬敬地写道：“尊敬的黄有光教授……”
毕业时，他轻轻松松地拿到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悉尼大学的offer。1971年，他从悉尼大学博士毕业，3年后在莫纳什大学获得教授一职，1985年升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1980年，年仅38岁的黄有光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他的学术友人、复旦经济学教授韦森不无羡慕地说：黄有光属于天生对经济学有“sense”（感觉）的人，“我不是批评国内的某些著名经济学家，他们以为建立个模型、做些实证研究就算经济学家了。真正的经济学家最需要sense的。”
早年的“大同”理想，使得黄有光自然地走向具有终极意义的经济学分支——福利经济学。四十多年来，福利经济学和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始终是他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他也被公认为是该领域世界排名前三四位的学者。
在普遍“重视效率甚于公平”的经济学家中，黄有光显得与众不同——他在意经济活动的外部效应，主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张对富人、对奢侈品征重税，给穷人经济补助。
“我想，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一个根本目的：什么是好的社会？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更大快乐的社会就是好社会。”
早期的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独立科学，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学者们开始研究“偏好”和效用这些比较主观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只研究偏好还是不够，就像生产和消费并不是最终目的一样。最终的目的是福利，或者福祉。”黄有光由此提出一个“更全面的”福利经济学——把“偏好”改进到福祉或快乐层面，重新确立一个制定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基础。
中国往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