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吕思勉》阅读答案
时间:2017-01-12
史学大家吕思勉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爱戴。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爱戴。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