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生物学界的“周作人”》阅读答案
时间:2016-09-02
陈焕镛——生物学界的“周作人”
智效民
陈焕镛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宦人家。陈焕镛14岁那年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去美国读书。大学期间，他了解到中国珍稀植物的标本大多保存在欧美等国，以至于要研究中国植物就必须远渡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为此，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立刻回到中国，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
回国以后，陈焕镛首先去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五指山虽然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地方。当时的海南岛对于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 “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陈焕镛被誉为第一个到海南岛工作的科学家。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他曾经摔伤手腕并感染了恶性疟疾。最后，他因为遍体鳞伤，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了回来。
康复之后，陈焕镛把他在海南岛采集到的标本包装好，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里，准备运往波士顿做进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仓库失火，他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也被烧毁。因此他原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顿的想法随之取消。
1920年以后，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于是他把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复份运到南京，保存在东南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内。不料该标本室所在的大楼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这些标本化为灰烬。至此，陈焕镛在海南岛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标本全部被大火吞没。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波”，致使许多教授纷纷离去。1926年，陈焕镛向校方告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随后，他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下设标本室、图书馆和植物园等机构，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紧接着，他把采集标本的范围从广东扩展到广西、四川、湖北、贵州等地。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一进程。由于战争来得过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都因为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陈焕镛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就把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获得“国际声誉日隆”的美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研究所是“重庆敌产”，遂遭日军搜查，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时，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植物研究所搬回广州，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为此，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决定迁回广州。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品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孤注一掷，做最后挣扎。所中同仁，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杀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来源:学*科*网]地。”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承担了保护北大财产的任务。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而陈焕镛却获得“不予起诉”的结论。这是否反映了大家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选自2014年6月18日《齐鲁晚报》，有删改）
智效民
陈焕镛是中国植物调查采集的创始人之一。他1890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宦人家。陈焕镛14岁那年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去美国读书。大学期间，他了解到中国珍稀植物的标本大多保存在欧美等国，以至于要研究中国植物就必须远渡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为此，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立刻回到中国，投身于植物和昆虫的采集调查工作。
回国以后，陈焕镛首先去海南岛五指山采集标本。五指山虽然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瘴气弥漫的地方。当时的海南岛对于科学界来说还是一个 “未开垦的处女地”，因此陈焕镛被誉为第一个到海南岛工作的科学家。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他曾经摔伤手腕并感染了恶性疟疾。最后，他因为遍体鳞伤，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抬了回来。
康复之后，陈焕镛把他在海南岛采集到的标本包装好，暂存在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仓库里，准备运往波士顿做进一步整理研究。不幸的是，由于这个仓库失火，他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也被烧毁。因此他原计划在中国工作一年后返回波士顿的想法随之取消。
1920年以后，陈焕镛先后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执教，于是他把在海南岛采集的标本复份运到南京，保存在东南大学生物系的标本室内。不料该标本室所在的大楼在1923年意外失火，致使这些标本化为灰烬。至此，陈焕镛在海南岛辛辛苦苦采集到的标本全部被大火吞没。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波”，致使许多教授纷纷离去。1926年，陈焕镛向校方告假一年，返回香港度假。第二年，他接受中山大学聘请，担任了该校植物学教授。随后，他创办了农林植物研究所，下设标本室、图书馆和植物园等机构，并与国外同行建立了标本交换关系。紧接着，他把采集标本的范围从广东扩展到广西、四川、湖北、贵州等地。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陈焕镛领导的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发现了许多新的物种，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打断了这一进程。由于战争来得过于突然，所以北平的静生生物所、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机构，都因为缺乏准备，致使许多标本资料不是落入敌手，就是被战火焚毁。陈焕镛得知这一情况后，在日军进攻广州之前，就把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和图书分批运往九龙，保存在陈氏家族的一个仓库里面。
迁港之后，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的领导下，获得“国际声誉日隆”的美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军占领，因有人举报农林植物研究所是“重庆敌产”，遂遭日军搜查，致使所内15万号珍贵的植物标本、4000余部中外图书和许多仪器陷于险境。因此，如何才能保护这批珍贵的科研资料，乃是陈焕镛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在这时，汪伪政权的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来访，表示只要陈焕镛将农林植物研究所搬回广州，就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为此，陈焕镛召开全所会议，决定迁回广州。对于这件事，陈焕镛的同事何椿年在1952年的交代材料中说，当时陈所长表示：“目前只有先将本所物品设法脱离日寇掌握，将其运回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才有归还祖国的希望。他本人愿将名誉生命孤注一掷，做最后挣扎。所中同仁，有愿留者则听之，但须准备杀头处分；不愿留者，设法筹集川资，送返内[来源:学*科*网]地。”抗战胜利后，陈焕镛因为附逆受到法律追究。这种情况与周作人有点类似，当年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承担了保护北大财产的任务。不同的是，周作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而陈焕镛却获得“不予起诉”的结论。这是否反映了大家对文人和科学家的不同要求？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选自2014年6月18日《齐鲁晚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