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任继愈》阅读答案
时间:2016-05-16
二哥任继愈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得，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有人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 是思维过快、过深，瞬 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的内敛性格有关。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斋”，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斋”的名字也不要了。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京中关园他的家中，前后三个多月，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当时“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他觉得，中国即使在政教合一的皇权时代，也是明君与贤相并出，明君需贤相辅弼。汉以后孔子逐步走上神坛，是“万世师表”，挂牌的导师是孔子而不是掌权的帝王。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一个人政治领袖、思想导师双肩挑，国家很危险。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作为哲学家，他远远超越了时人对“文革”悲剧的一般理解。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习，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他说：“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从1978年到2009年他去世，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难以想象一个耄耋老人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于是，他不得不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直到住进医院。诚然，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勿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
晚年他谈得最多的是《老子》。他说老子是弱者求生存的“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出于对社会的关怀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离开过《老子》，直到晚年还出了《老子绎读》这本极其简约的解读老子的书。因为“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他说：“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这还不够。老子讲天、地、人、道“四大”。有了“道”这个基本规律的管束，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摘编自《光明网》）
20世纪40年代初，二哥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在四川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44年母亲在西安病逝，我从重庆到西安奔丧，他也从昆明到西安探视父亲。我们同在一室一个大床上住了一个多月。有人向他约稿。他大概每周写一到两篇短文。我见他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篇幅较长，引用书中的大量诗词。他在稿纸上打个引号就往下写，从不迟疑，也不查书。我惊奇地问他：“你连这些东西都能背得？”他平淡地说：“不是背得，看书时印象深的就记住了。忘记的还是比记住的多。”
他说话从不滔滔不绝，有人说他说话有点木讷。这与他在课堂上流畅透彻的讲课相比判若两人。他说话有点木讷，不是思想迟缓，而 是思维过快、过深，瞬 间有好几个思维层次奔涌而出，他的脑子里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能说出口来。因此说话有时不够畅达，过分简略，点到即止，甚至有时令人觉得他有些矜持。这与他的内敛性格有关。他沉潜治学，曾把自己的书房叫“潜斋”，后来“潜”成习惯，连“潜斋”的名字也不要了。1995年，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看我忙得团团转，送我一幅对联：“涵养动中静；虚怀有若无”。这几个字是我晚年的定海神针，我顿时觉得思想澄明开阔起来。
“文革”末期，我轻度中风，住在北京中关园他的家中，前后三个多月，这也许是我们一生中谈话最多的时候。当时“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口号很突出。他觉得，中国即使在政教合一的皇权时代，也是明君与贤相并出，明君需贤相辅弼。汉以后孔子逐步走上神坛，是“万世师表”，挂牌的导师是孔子而不是掌权的帝王。他说，政治家应是优秀思想的实践者。一个人政治领袖、思想导师双肩挑，国家很危险。后来有人恭维他为“大师”，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大师。于是他献身为后来人铺路的工作，整理古籍，守望着未来的新人。
作为哲学家，他远远超越了时人对“文革”悲剧的一般理解。他说社会如此无序，少数领头人固然难辞其咎，但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长久的思想积习，不至于闹到这一步。他说：“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之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他首次提出儒教是宗教的学说，此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对儒教的论证与挞伐。从1978年到2009年他去世，连续发表了二十几篇论文。最初几乎是孤军奋战，以后逐渐得到社会的响应。难以想象一个耄耋老人是以怎样的苦心和坚韧支撑下来的。何况他还承担着主编《宗教词典》《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典籍的重担。于是，他不得不每天早晨4点钟就起床伏案工作，直到住进医院。诚然，他尊重儒家人文关怀的普世价值并恪守勿渝。台湾一学者主编的《国学基本教材》请他作序，他欣然命笔。北大筹办国学院，他积极参与。
晚年他谈得最多的是《老子》。他说老子是弱者求生存的“一部空前的哲学著作”。出于对社会的关怀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离开过《老子》，直到晚年还出了《老子绎读》这本极其简约的解读老子的书。因为“迄今为止，老子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地干扰，乱出点子，让农民自然生生发育，在稳定中进步，仍值得借鉴。”他说：“反映农民呼声最早，最系统的是《老子》。”儒家讲天、地、人“三才”，这还不够。老子讲天、地、人、道“四大”。有了“道”这个基本规律的管束，世界就比较安全了。
（摘编自《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