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自传》阅读答案
时间:2016-05-18
谭其骧自传
我的经历很简单，可以说就是读书和教书。
我在大学第一年读的是社会系，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入历史系，转了三次系才定下来。转了外文系又转历史系，当时不少人都不以我这样做为然。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做对了。我这个人形象思维能力很差，而逻辑思维能力却比较强，所以搞文学是肯定成不了器的，学历史并且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这一点我是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深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一旦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走运了，行时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地名繁多，沿革复杂。杨守敬根据历史文献，详加考证，分朝代绘成地图，对历史地理学的确是一大贡献。我于一九五七年初回到上海，作较长期的规划，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在有关单位的配合协助下，原定计划在一九六七年可以完成编稿。但由于受时代的影响，编图工作也就全部陷于停顿。三年之后才恢复了绘图工作，又搞了四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八册始告编成。
这部八巨册的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和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各兄弟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所有的图幅都以最近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每册都编有地名索引。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杨图的改编修订，而是一部新编的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
我有幸主持这项工作。看到自己耗费了近二十年心力的成果终于问世，不能不感到安慰和喜悦。但我也深知这绝不是我个人的成就，没有兄弟单位的协作和我们研究所全体同志的努力，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浩繁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一切为之作出贡献的同志都应该分享这份光荣。
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在自已方面来说，重要的一条是不迷信。前人说的，权威定的，当然应该充分重视，但并非都是对的，更不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清代史学家中，我很佩服钱大昕。尽管如此，我并不迷信钱氏，因为至少在历史地理方面，我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错误。同样我服膺王国维，但也不为王氏的说法所左右。四十年代我在浙大时写的《秦郡新考》就是既不同意钱氏的说法，也有异于王氏的结论的。
有人以为搞历史地理的人记忆力一定很好，其实我的记忆力是很坏的。但讲到一千五百多个汉县，大部分我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国，大致在什么地理位置。怎么会记得的呢？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是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研究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问题，差不多都要用到它。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由此可见，记忆力不好的人，也是可以学历史地理的，只要你肯下功夫。
近年内，我将整理出多年来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讲义，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约需四五十万字。我计划组织力量，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超越杨守敬的《疏》和《图》的水平，为探索历史时期我国的地貌变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准备整理几部古代著名的地理著作。这样的计划对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来说也许过于庞大，但我有决心，也完全有信心予以实现。（有删改）
我的经历很简单，可以说就是读书和教书。
我在大学第一年读的是社会系，第二年读的是中文系，第三年头两个星期读的是外文系，到第三个星期才转入历史系，转了三次系才定下来。转了外文系又转历史系，当时不少人都不以我这样做为然。但事实证明我这样做是做对了。我这个人形象思维能力很差，而逻辑思维能力却比较强，所以搞文学是肯定成不了器的，学历史并且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这一点我是通过数十年来的实践，深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一旦认定了一个方向之后，就该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切不可见异思迁，看到哪一门走运了，行时了，又去改行搞那一行。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地名繁多，沿革复杂。杨守敬根据历史文献，详加考证，分朝代绘成地图，对历史地理学的确是一大贡献。我于一九五七年初回到上海，作较长期的规划，进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在有关单位的配合协助下，原定计划在一九六七年可以完成编稿。但由于受时代的影响，编图工作也就全部陷于停顿。三年之后才恢复了绘图工作，又搞了四五年，至一九七四年，《中国历史地图集》内部本八册始告编成。
这部八巨册的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迄今已发表的考古研究成果，收录了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址，自商周至清代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边区不设政区地带的部族分布和其他各种地区名、居民点，还包括主要的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和海岸线、岛屿等。除中原王朝外，还包括了各兄弟民族在边疆地区建立的大小政权。所有的图幅都以最近的地图为底图，分色套印，古今对照，每册都编有地名索引。很明显，这已经不是杨图的改编修订，而是一部新编的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
我有幸主持这项工作。看到自己耗费了近二十年心力的成果终于问世，不能不感到安慰和喜悦。但我也深知这绝不是我个人的成就，没有兄弟单位的协作和我们研究所全体同志的努力，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浩繁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一切为之作出贡献的同志都应该分享这份光荣。
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多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在自已方面来说，重要的一条是不迷信。前人说的，权威定的，当然应该充分重视，但并非都是对的，更不是不能更动的。只有不迷信，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清代史学家中，我很佩服钱大昕。尽管如此，我并不迷信钱氏，因为至少在历史地理方面，我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错误。同样我服膺王国维，但也不为王氏的说法所左右。四十年代我在浙大时写的《秦郡新考》就是既不同意钱氏的说法，也有异于王氏的结论的。
有人以为搞历史地理的人记忆力一定很好，其实我的记忆力是很坏的。但讲到一千五百多个汉县，大部分我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国，大致在什么地理位置。怎么会记得的呢？这是因为《汉书·地理志》是所有《地理志》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此研究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问题，差不多都要用到它。几十年来我把一部《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当然记忆力再坏也会记得不少。由此可见，记忆力不好的人，也是可以学历史地理的，只要你肯下功夫。
近年内，我将整理出多年来讲授中国历史地理的讲义，在此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约需四五十万字。我计划组织力量，重写《水经注疏》，重绘《水经注图》，总结这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超越杨守敬的《疏》和《图》的水平，为探索历史时期我国的地貌变迁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准备整理几部古代著名的地理著作。这样的计划对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来说也许过于庞大，但我有决心，也完全有信心予以实现。（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