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负隅顽抗，活路一条》阅读答案
时间:2016-05-30
曹文轩： 负隅顽抗，活路一条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讨好孩子的作品太多，久了，未免给儿童文学落下了“幼稚”的话柄，让大众误以为只要简单易读、道理浅显，便是儿童文学。
可曹文轩固执地不肯放低姿态。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其实是成人：《草房子》从1997年出版以来，加印了三百余次，其中至少有100次是为成人读者加印的。
他也不假装，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便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他还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许多年过去，他都走不出那片田野。于是他只好不停地写，一遍遍在不同的作品里重复弹奏着相同的和弦：诗意，苦难，坚韧，悲悯，孤独，敏感，干净，疏离……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她说：“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老师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曹老师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变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他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
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固执的理由不是其他，正是他的生命经验。尽管出生于农村，可他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在村里也颇受敬重，家里多少沾染了些文化人的气质，家庭氛围轻松和睦、自由开明，却不失管教。这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运：生命早期充足的爱与安全感，成就了他作品里一以贯之的爱的底色。
或许正是因为命运的厚待，他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地恨一个人。他说水将一切稀释，自己亦是，正如他的作品里亦是拿悲悯和人性的复杂观人。温儒敏教授与他在北大中文系共事近四十年，但从没见他生过气，亦不太记得他曾激情昂扬，似乎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冷静平和的模样。独处时的曹文轩是有几分严肃，他周身有一种气场，让人不太敢贸然闯进。但一旦进入，你会讶异地发现一个极友善的他。
凡和曹文轩稍有接触的人，很难不注意到他对生活的讲究。他从来西装革履，衣物面料纯良、做工精致，皮鞋锃亮无尘，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个褶痕。同为儿童文学家的妹妹曹文芳回忆，哥哥从小就爱穿新衣，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有次穿着爸爸的一套西装上街，人小衣大，西装裤管拖在地上，引得村里人打趣不止。
一个乡村少年，大概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贫穷、粗糙的农村，给不了他这些。盐城很美，可生于1954年，曹文轩逃不过饥荒，逃不过“文革”与动荡。于是，我们看到他作品里反复出现这样的人物：身在乡村，心在高野，明明是田埂泥土中摸爬滚打土生土长的孩子，却又有一种与农村莫名疏离的气质。虽带着泥土气，可那股疏离气质分分明明属于知识分子、清高的文化人。
邵燕君说：“他的纯美，正来自于深深的匮乏。周围环境满足不了他对美的需求，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想象。他用写作补偿自己的这种匮乏。他把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带给了这个世界。”
曹文轩获奖后，许多人不约而同提起了莫言、刘慈欣。接二连三，中国在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领域各自站上了世界的文学诺贝尔舞台，这足以让国人振奋。他自己说：“我的得奖，只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升高了。”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在说，中国最高的文学水准，本身就已经是世界水准。现在，他的话终于得到验证：整座中国文学的冰山，已经渐渐浮起来了。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里，曹文轩恐怕是最不买孩子账的一个。讨好孩子的作品太多，久了，未免给儿童文学落下了“幼稚”的话柄，让大众误以为只要简单易读、道理浅显，便是儿童文学。
可曹文轩固执地不肯放低姿态。如果说以杨红樱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是蹲下来与孩子平视，要和孩子做最知心的朋友，曹文轩就是那个站着的精神偶像——他要让孩子踮踮脚才够得着，甚至踮脚也不行，只能远远仰望。以至于，他的许多读者其实是成人：《草房子》从1997年出版以来，加印了三百余次，其中至少有100次是为成人读者加印的。
他也不假装，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一个自觉为儿童创作的作家，只是采用儿童视角写作。他带着纯文学的野心在书写，写起来便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根本管不上儿童不儿童。
这恰恰成就了他。透过他的文字，你会看到沈从文，看到汪曾祺。有评论者说，风景才是他作品里真正的主角。他写作之前，常常要在楼下院子里走上几个小时，把自己重新扔回自然。1997年的夏天，他写得烦闷便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他还自驾去过张北一带的草原许多次。他生长在江苏盐城，那是江南水乡，水的干净细腻融进了他骨子里，读他任何一部早期作品，你仿佛都能触到水乡潮湿的、氤氲的雾气。可他也自认，他的短处也在这水，“缺少足够的冷峻与悲壮气质”。陌生的北方大草原，成就了他的自我更新——第一次，他写出了以北方草原为背景的《火印》。
场景在变，基因却没变。那些意境的背后，每每藏着曹文轩自己。他说《草房子》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自传，主人公桑桑就是年少的他。从调皮捣蛋，到情窦初开，到直面苦难甚至死亡，总有一个时刻，落寞会降临到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男孩身上，于是在天地旷野间，朦胧地察觉一丝生命的寂寥本质。他曾回忆自己儿时独自在田野上的玩耍，与作品里的孤独经验如出一辙：本是一派捣乱与热闹，但是，“忽地就有孤独攻上心头，于是我慌张四顾，那时田野空大无边，自己成了蚂蚁大小，而田野还在一个劲儿地长着，不断地往四下里铺展……”。许多年过去，他都走不出那片田野。于是他只好不停地写，一遍遍在不同的作品里重复弹奏着相同的和弦：诗意，苦难，坚韧，悲悯，孤独，敏感，干净，疏离……
这重复，形成了曹文轩儿童文学“纯美”的标签。北大老师邵燕君用“多年固执的美学坚持”来形容恩师。她说：“在整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里，曹老师其实是不吃香的，他坚持古典美，但现代主义的主潮却是强调深刻、批判、夸张、揭示。所以，曹老师很难被纳入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主脉中。”
曹文轩自己是这么说的：负隅顽抗，活路一条。写完《火印》初稿，他照例请亲近的朋友、学生看，得到最受用的评价是：“这是曹文轩写的。”在变法中自有不变，他觉得保守未必是件坏事。
在北大课堂“小说的艺术”上，他批评当今文化批评的泛滥，讲评价文学必须回归文学性。他将美与善放在最高位置上，极度反感现代主义作品几近变态地表现大便、肮脏、恶心、绝望——如果世界已经这么糟糕，为什么连文学都不能让人得到净化与慰藉？
他对“美”有近乎执念的精神洁癖。他固执的理由不是其他，正是他的生命经验。尽管出生于农村，可他父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在村里也颇受敬重，家里多少沾染了些文化人的气质，家庭氛围轻松和睦、自由开明，却不失管教。这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幸运：生命早期充足的爱与安全感，成就了他作品里一以贯之的爱的底色。
或许正是因为命运的厚待，他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地恨一个人。他说水将一切稀释，自己亦是，正如他的作品里亦是拿悲悯和人性的复杂观人。温儒敏教授与他在北大中文系共事近四十年，但从没见他生过气，亦不太记得他曾激情昂扬，似乎一直都是温文尔雅、冷静平和的模样。独处时的曹文轩是有几分严肃，他周身有一种气场，让人不太敢贸然闯进。但一旦进入，你会讶异地发现一个极友善的他。
凡和曹文轩稍有接触的人，很难不注意到他对生活的讲究。他从来西装革履，衣物面料纯良、做工精致，皮鞋锃亮无尘，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个褶痕。同为儿童文学家的妹妹曹文芳回忆，哥哥从小就爱穿新衣，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有次穿着爸爸的一套西装上街，人小衣大，西装裤管拖在地上，引得村里人打趣不止。
一个乡村少年，大概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贫穷、粗糙的农村，给不了他这些。盐城很美，可生于1954年，曹文轩逃不过饥荒，逃不过“文革”与动荡。于是，我们看到他作品里反复出现这样的人物：身在乡村，心在高野，明明是田埂泥土中摸爬滚打土生土长的孩子，却又有一种与农村莫名疏离的气质。虽带着泥土气，可那股疏离气质分分明明属于知识分子、清高的文化人。
邵燕君说：“他的纯美，正来自于深深的匮乏。周围环境满足不了他对美的需求，这大大刺激了他的想象。他用写作补偿自己的这种匮乏。他把不能从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带给了这个世界。”
曹文轩获奖后，许多人不约而同提起了莫言、刘慈欣。接二连三，中国在主流文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领域各自站上了世界的文学诺贝尔舞台，这足以让国人振奋。他自己说：“我的得奖，只是因为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升高了。”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在说，中国最高的文学水准，本身就已经是世界水准。现在，他的话终于得到验证：整座中国文学的冰山，已经渐渐浮起来了。他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声音。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