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钱穆：“爱国素不后于人”》阅读答案

大师钱穆：“爱国素不后于人”   
陈虹
    学生们曾这样描述钱穆：“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地雍容潇洒。”
    钱穆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概括：地地道道的书生，心静如水的学者。他除了教书便是写书。他这一生从未步入过政坛，也从未加入过政党。但他却对自己的老师吕思勉说过这样的话：“学生自读书懂事以来，就深知要爱国爱民族，爱国素不后于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前，钱穆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他开的一系列课程，深受学生们的欢迎。然而战争却残酷地破坏了这一切，故都北平不仅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也放不下教授们精心钻研学术的书桌了。战争使他失去了这一切——熟悉的教室、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氛围、熟悉的令他“其乐无比”的心情。
    后来，辗转颠簸到了昆明，钱穆终于又回到了他所熟悉的讲台——西南联大、齐鲁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奔波，四处授课，目的只有一个——“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他上课时，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上有志于史的人们，皆来听讲，以致教室虽甚宽敞，仍不能使人各得其所。一张两人并用的课桌，总是三个人挤着坐。椅子坐满了，许多人便席地而坐……钱穆的课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欢迎？——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写道：余须从学生课桌上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这除了他一贯具有的诲人不倦的态度、一丝不苟的精神外，更重要的便是他那“爱国素不后于人”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莘莘学子。
    战前，钱穆于学术上的成果已非同小可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无一不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然而，残酷的战争同样毁掉了这一切——安静的书斋、从容的研究，代之而来的是轰炸、逃难、贫病、不安……然而，钱穆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就在他“既苦书籍之未备，又恨精神之不属”的情况下，一部令世人刮目的《国史大纲》杀青了！
    诵甘是当年武汉大学的学生，他曾慨叹：“读了先生这部书，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价值之所在，一下豁然开朗的时候，其精神之感奋、激昂，又将为何如？所以，此书之出版，真是适逢其时；它对鼓舞爱国精神，提高抗战信念，是有所贡献的。”此话不虚，而钱穆的目的也正在于此。他在该书的引论中这样写道：“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据说，当年该书问世之后，在沦陷区的北平，竟有人整本地抄录，且言：“读此书倍增国家民族之感。”
    进入耄耋之年，钱穆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余昔在北平，日常杜门，除讲堂外，师生甚少接触。除西安事变一次以外，凡属时局国事之种种集会与讲演，余皆谢不往。每念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但自抗战军兴，余对时局国事亦屡有论评，刊载于报章杂志。学生亦遂不以世外人视余。”
    由“世外人”变成了“世内人”，这正是钱穆于战争之中发生的最大变化。尤其是自1941年起，他开始大量地为《思想与时代》杂志撰稿，先后达数十篇之多。为表示自己的态度，并鼓励学生们奔赴前线，钱穆写下了长及万言的《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发表在《大公报》上 。
    “我们很盼望在此知识青年从军的大潮流里，再出几个楚霸王与霍骠姚，或是再来几个周公瑾与诸葛孔明，或是再有几个李英公（李勣）与李卫公（李靖），或是再有几个岳武穆与王文成。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全国知识青年其速奋起。”
    史学家的笔下仍然是历史，爱国者的笔下仍然是抗敌救国。但是这样的文章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于钱穆之手了——抗战之初，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前线的事情自有前线的人去负责。然而仅仅几年的时间，钱穆的思想便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的确是变了，他似乎从“静态”的书生变为了“动态”的学者。    （摘自《铁军》，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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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钱穆先生表现出了一个学者可贵的担当精神，本着“重建立国人对中国民族的感情与对中国历史的尊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立场，发表了颇具深意的《国史大纲》。外患的刺激、剧变的生活环境，迫使钱穆先生不停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亡？这种思考贯穿了《国史大纲》始末，最终凝结成这部充满士人自觉的民族精神，以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  （摘自钱声广《大师的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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